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把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称为“世界性难题”，要求克服一切困难解决它，并强调了公立医院要坚持基本医疗的公益性方向。

　　去年，全国两会的“八大立法呼声”中，公民医疗保障立法居于首位。在新医改方案出台后，“公益性底线”以及如何坚持底线的问题遂成为大众关注焦点。现今被大力倡导的医改和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其合理性建立在一个共识度很高的基本判断之上，即将医改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医疗市场化”。典型的权威表述，出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此文指出：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但在我看来，中国大众唾骂“医疗市场化”其实是糊涂之骂，他们没有看透症结所在：畸形制度平台上以市场化为名而勃发的中国医改，其实是借不公制度迅速膨胀起来的“丛林化”和“腐败化”。这就是说，“医改市场化”是个伪问题。

　　卫生部进行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曾提供过患病群众应就诊未就诊、应住院而未住院、大处方造成浪费等数据，其中提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监察部、人事部方面曾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而在真正市场化的环境和条件下，绝不至于出现这等医疗资源分配结构和消费、浪费状况。很明显，医院、分销商、生产商联手向消费者抬高药品价格，公务人员占据大部分医疗资源，都不是市场化问题。

　　腐败化将医疗公益性扫地出门，因而“遏制住主要环节的医疗腐败”即为公益性底线。有了这一底线，“权力夺钱”变为凭技术与服务挣钱，腐败成本大大降低，患病群众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更大的腐败是制度不公。在我看来，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依据身份等级可分五个部分：即城市中实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中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在正式统计中列出但占据可观资源的“特殊医疗保障”；还有一个是未能享受编内医疗保障的国民群体。在这五个部分中，后两者反映了医保体系实质和不公程度。

　　医改怎么才算成功？公立医院怎样才算确立了公益性方向？估价也简单：这家公立医院里的“就医资格”不以经济状况为标准；富患者和穷患者的比重和社会上穷人、富人的比例大体相当。毕竟，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主要指标。用医院“患者结构”等数据来评估公益性程度，其科学性、可行性无需怀疑。既然确定了公益性方向，政府就应改造与公益性目标不符的制度，医院就不能害怕大批穷人进入。

　　医疗卫生领域不可能孤军挺进到无腐境地，在寻租的权力还没受到有效制约之前，指望大大压缩社会腐败成本，让公正高效的福利保障制度覆盖全民是不现实的。不过，面对姿态展示和专家宣传，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简单而直观的标志来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穷人是否看得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