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钓鱼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的著名反病毒专家、国家高级工程师、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江民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这位中关村最富传奇色彩的知识英雄，从此成为大众永远的怀念。
　　王江民的突然离去，留给人们无尽的追思，同时也让沉寂已久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健康风险问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过劳死、猝死频发，敲响中青年知识分子健康警钟
　　“我们在沉痛悼念王江民这位中关村知识英雄的同时，也应该更加关注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问题。”谈到中青年知识分子猝死这一话题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汤兆云博士如是对记者表示。
　　在汤兆云看来，之所以要更加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问题，是因为中青年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中青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在对汤兆云的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受到了这位致力于人口学研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度忧虑。
　　或许，下面这个沉痛的过劳死、猝死名单，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汤兆云的担忧。
　　第一位广为人知的猝死的知识分子，是1982年突然离世的43岁的光学专家蒋筑英。
　　而近些年来，就先后有：32岁的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猝死。36岁的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猝死。 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猝死。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勇猝死。38岁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胡可心猝死。37岁的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猝死。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猝死。……
　　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胸外科主任医师李辉在媒体上撰文对过劳死和猝死从医学角度进行了分析：过劳死与一般猝死几乎没什么不同，但其特点是隐蔽性较强，先兆不明显。过劳死指的是长期慢性疲劳后诱发的猝死，在许多发达国家被称为职业病。
　　李辉指出，从目前送到他们医院抢救的病人来看，过劳死的病人呈上升趋势，而且以知识分子、精神劳动强度和压力过大者居多。过劳死的前五位直接死因是：冠心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
　　“不断频发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过劳死、猝死事件，已经敲响了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警钟。”汤兆云对记者强调。
　　令人担忧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亚健康状况
　　在中关村某IT企业工作的杨意，每天回家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累。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的他，虽然现在有着近20万的年收入，但仍然感觉压力很大。
　　他对记者坦言，压力主要来自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一个知识更新快速和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加班工作是常有的事情。
　　“平均算来，每天工作时间怎么也得上十个小时吧。”杨意无奈地告诉记者，“哪个周末睡觉能睡个自然醒，对我来说就是挺幸福的事了。”
　　前一段时间，杨意整天感觉晕晕沉沉，总有睡不完的觉，在父母的催促下，他到医院做了个常规体检。拿到体检结果时，医生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医生告诉他，虽然他的体检结果没有查出机体器官的质性病变，但他的身体机能却出现了明显的过早衰落。医生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告诉他，就是他现在是33岁的年纪，大约45岁的身体。
　　世界卫生组织将机体器官无质性病变，但是有一些功能改变的状态称为“亚健康状态”，即人体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
　　按照这一标准，杨意的身体状况就是非常典型的亚健康状况。
　　而杨意并不“孤单”。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来自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压力日渐增加，知识分子的亚健康现象已相当普遍。2006年对全国10个主要城市居民的营养与健康现状调查发现，有15%人口属于健康、15%属于非健康、70%属于亚健康。调查还同时发现，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的亚健康发生率超过了70%。
　　“这一比例非常可怕，这一现象也十分令人忧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人才学研究所所长胡跃福研究员告诉记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对于那些有明显病症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医学筛查，用对症下药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对于这些高比例的、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却很难找到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方式。”
　　“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必须先找出导致中青年知识分子出现高比例亚健康状况的原因。”胡跃福对记者强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杜本峰有关《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压力状况分析》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原因。杜本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压力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近30个百分点；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压力程度也大大高于普通人群。
　　杜本峰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压力是影响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强大的压力不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不同程度危害，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进一步影响着人们与家人、朋友、邻居间的社交活动，在“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健康状况调查”中，43.5%的调查对象认为身体健康状况妨碍了与家人、朋友和邻居的交往，有41%的调查对象认为情绪问题妨碍了与家人、朋友和邻居的往来。从数据中还显示，13.0%的被调查对象感到工作过度，59.8%的人感到身体透支，57.4%的人对生活感到有压力。
　　因此，对压力这一影响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因素进行管理干预，已是摆在个体和各级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
　　预防为主，科学化解中青年知识分子健康风险
　　“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并不一定与他们的专业知识素养和知识水平成正比。”胡跃福对记者表示，“有时甚至还成反比，对于个别中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教授，但在身体锻炼和健康意识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中学生水平，因为他们连锻炼的基本意识都没有。”
　　作为国家建设中坚力量的中青年知识分子，通常担负着重要的科研任务，担当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如果整个群体长期大范围处于亚健康状态，显然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猝死虽然都是以个案的形式呈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猝死总是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本身就是身体过度劳累、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产物。
　　胡跃福认为，身体跟机器原理类似，需要定期保养和维护，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因此，科学化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有一个长期潜伏和孕育的过程。”汤兆云对记者强调，“如果对风险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一旦时机成熟，隐性的风险便会转化成显性的危害。因此，预防对控制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人类的健康保障顺序首先应是预防保健，其次是基本医疗服务，最后才是住院和大病服务。后者属于人类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经济成本最高的保障防线。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管理机构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控制和预防保健工作，很多单位都开始为他们提供免费年度例行体检。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要从根本上化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风险，还得靠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本身。因为人的健康和寿命70%取决于本人，取决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汤兆云最后对记者强调。